一、商号的由来
百川汇商号始建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股东是山西省平遥县人雷泽霖(又名雷玉田)，经理是雷的同乡赵秉文(又名赵蔚卿)。
初创商号时，仅是小杂货铺，两间铺面，五六个店员，资金有3000两白银，地址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五一餐厅”处。
商号开业不久，雷泽霖即返乡，业务由赵秉文全面主持。民国初年，商号生意有了发展，资金增至二三万银元，店员和学徒有30多人。商号的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铺面掌柜是成绍曾。当时批零商品是上至绸缎、布匹、棉花、海菜，下至葱蒜酱油醋，收购有烟土、毛皮、甘草、枸杞、发菜、药材等宁夏土特产。
此外，在商号西边附设“万元汇”分号，系零售点，有两间铺面。经理均是山西人，先后有平遥的贾彩堂、汾城的张光宝、孝义的鲁泗钟，二掌柜是平遥的郝安久。
商号还附设“汇源涌”烧房，掌柜是赵金兰，地址在今银川市崇俭巷。
商号还在宁夏的中卫、中宁、吴忠、平罗各县设庄客，在天津、西安、包头、兰州设点，代为商号推销货物和收购土特产。在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大庙附近设有牧场，饲养30多峰骆驼。
商号在民国初期，因宁夏石嘴山的10家洋行垄断了收购土特产，故生意不景气。民国14年(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到西北地区后，洋行先后从石嘴山撤走。商号自此以后，至民国22年(1933年)，生意兴旺起来，全部资金达30多万银元。
二、货源和进货路线
百川汇商号在创业初期，主要从山西本乡购进土布、土线和从京津内地购进糖茶等日用杂货。这些货物全靠雇脚行的骡马和骆驼转运，路线是从平遥出发，经汾阳、离石，由军渡过黄河到陕北吴堡，再经绥德、米脂、横山、安边、定边等地，进入宁夏的盐池，然后穿过草地到灵武县的横城，再由此过河到宁夏省城。全程1000多华里，历时17天多。民国13年(1924年)后，京包铁路通车后，商号改由天津进货，有细斜纹布、漂白布、礼服呢、直贡呢、绸缎、鞋袜、海菜、白糖、冰糖、化妆品、染料、香水、香皂、火柴、洋蜡、纸张、煤油、棉花、五金、钟表、眼镜等。运货办法，一是在黄河冬天结冰时陆路运输；二是春天黄河解冻后水运。陆路运输全靠商号自养骆驼和雇脚行的骆驼驮运。运货前，先将收购的土特产品打成150多斤重的长方形大包，每峰骆驼驮两包，六七峰骆驼为1链，每批至少5链，多至20余链。每链有1位拉骆驼的工人，脚行有1位掌柜的，商号也派出1位经理或一二位店员随行。有时还雇人保镖武装押运。每链最后1峰骆驼带1个铃铛，一走叮当响，表示没有掉队。每链相隔20多米。行至半夜休息1小时左右，继续赶路，至天明前卸货，让骆驼休息。天亮后工人将骆驼赶起来吃草，工人开始支起帐篷，生火架锅，洗米做饭。饭后，工人打开行李在帐篷内休息。天黑前，工人又开始忙碌起来，先把货包架在驼背上，然后一链接一链的向前走，一般日行六七十里。骆驼队行进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宁夏城(即今银川)出发，途经平罗、石嘴山、三道坎、临河、五原，抵达包头。此路线较远，且经几段山路，行走很困难。另一条路线是商号用胶轮马车将货物运至石坝，渡黄河到横城渡口，再经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补龙庙、新召庙、碱湖锡尼镇等地，从树林召过河到包头。这条路线短，往返仅需20多日，且费用低，但途经地多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草地，常有土匪出没，风险较大。
黄河春天解冻后，商号也有时租用运户木船运货。一般顺水装货东行，日行七八十华里，半月左右可抵包头。返回装货逆水西行，一人掌舵，十几人在岸上拉纤，日行三四十里，20多天可抵宁夏城。
商号运到包头的土特产品，少部分在归绥等地销售，大部分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可获三四倍的利润。烟土主要在山西省、绥远省销售。
除上述水陆两线外，商号每年收购的甘草多雇脚行马车或租用官方汽车运至西安，再装火车到郑州或武汉销售。
大烟是禁种、禁运、禁吸的毒品。但是，在旧社会，官家鼓励农民种大烟。马鸿逵统治宁夏后，利用“禁烟”而垄断大烟市场。他派武装缉私人员设官卡，沿途封锁堵截，然后将没收的“私烟”按75两1块装箱(每箱20块)公开出售。因此，宁夏各大商号也采取各种办法暗中收购和销售，牟取暴利。在打货包时将烟土块夹在羊毛中间，不贴标记，只让本商号押运人员知道。据说，民国25年(1936年)，银川的天成西、隆泰裕、百川汇等大商号在用自养和脚行的骆驼500多峰向包头运货时，其中的400多峰全驮的是大烟，百川汇最多。每峰骆驼按驮350斤计，共驮大烟14万斤。此次运货，几大商号暗中雇了两个连的马家部队护送，由1个副营长带队。后来，听说包头积压烟土过多，使百川汇损失过大。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开始后，百川汇商号货源断绝，只好缩小营业范围，改名为德丰隆商号。
三、店规与分配待遇
银川的八大家竞争也很激烈，百川汇为图生存，除经营用心外，还有一套严格的店规。这些店规多沿袭山西商人“和气生财”的老传统，规定柜台店员待客如宾，有问必答，笑脸相送，忍字为先。经理常站柜台接待顾客，或观察店员工作。如看到不顺眼的地方，立即纠正，严重的还当场训斥，毫不留情。店里要求店员必须熟悉货物性能、特点，不哄骗顾客，不夸大其词，让顾客买着放心，使用放心。
店里还严格规定，店员有事请假，不准逾期不归，不准夜不归宿，不准带亲朋进店食宿，不准吃喝嫖赌抽大烟，不准从山西老家带家属来宁。违者，轻则训斥，限期改正，重则解雇。
商号利润较高。通常有“货无三倍利，子孙无根基”的说法。当然，利润大部归东家，店员所获无几。
百川汇的店员年薪，高者145块银元，低者20几块银元，一般是40几块银元，其他福利是：
(1)免费食宿和供给几身衣服、鞋袜。
(2)每三年回山西探亲1次，来往途中住宿旅费由商号供给。
(3)在店内满八年的店员，可由股东们视其工作表现提升为顶人力股的小掌柜。
(4)年终盘点后，股东或经理给店员送红包；遇店员家中婚丧红白喜事时，店里也给一定补助。
在分配方面，年终盘点，每三年决算分红，叫做帐期。每帐期均增加股金，按6股分红，每股1分。股东为3股，名为财股。经理及小掌柜名为人股，经理最多占1股，副经理及其小掌柜多至六七厘，少至1厘。如雷泽霖占3股，赵秉文成股东后亦占3股。分红时，按盈利总和扣除股金和财神股，再行分配。如红利入股，则叫赔股。
四、挣扎
百川汇营业在民国15年(1926年)后非常兴旺，但自民国22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开始，苛捐杂税逐年增加，日寇侵华封锁交通，商号货源断绝，营业萧条。此后，马鸿逵又年年向百川汇征兵，累计征兵30多人。商号只好出钱雇兵花费达1500块银元。当时经理张子珍，山西省汾城人，善交马家军政当权人物，自己被选为银川市商会会长。为商号利益计，他总要在过年过节设丰盛酒宴招待军政要人和知名士绅。抗战胜利后，物价急骤下跌，商号慌忙把库存货物削价抛售。不料，物价又扶摇直上，商号亏损很大。此时，店门虽开，但货架无货。内战开始后，马鸿逵征兵派款比以前有增无减，新使用的法币贬值，物价暴涨，百姓购买力低下，使商号难以维持。至1949年8月，蒋介石又改发金圆券和银圆券，仍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市面流通的是黄金、银元、美元，乃至铜钱。因此，各大商号被迫关闭或缩小营业范围。百川汇改名为德丰隆，收回附设万源汇和万源涌的资金，解散其人员。但是，各股东和经理之间此时又离心离德，各怀私图，形成分崩离析之局面。所剩货底在张子珍等人苦撑之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到解放。
五、解放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张子珍于1950年将德丰隆改为商栈。1954年，商栈在今解放西街购一院，开办德丰隆旅馆，股东是赵秉文之子赵仲宏和雷泽霖之子雷本夏，经理是张子珍。后来，张因犯罪而被捕入狱，赵仲宏和雷本夏分任正副经理。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有店员6人，股金9000元。德丰隆旅馆改名为红旗旅馆，公方代表姓姚，私方代表朱寇儒，全市各旅馆的中心店也设在红旗旅馆内。至此，结束了百川汇商号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