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国外的档案馆与我国的档案馆不一样，它们很多实际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合一的机构，档案馆保存的许多实际是古籍和文物。我国虽然三馆分设，但是，在我国的图书、文博部门，也极少保存元明及以前的档案。

问题的症结何在？

答案是：我国古人早已认清了档案的价值，完成了档案价值的发掘与转换。

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我国古人对于档案的双重价值早已认识透彻。凡是具有凭证价值但不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只要短期保管好就行了。所以，我国从唐代开始，就建有“甲库”，专门用来保存“人事档案”，明代又建立了“黄册库”，用以保存“税收档案”。这些档案，随着人去世或改朝换代，档案也就失去了任何凭证价值，也就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

对于既有现实凭证价值，同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我国古代主要通过编史修志的方式，将档案信息转化为历史图书，从而实现世代流传。例如，将国家和政府颁布的重要法律法规，汇编成“律令”、“会典”，将帝王的活动，编成“起居注”，帝皇死后，将他一生的重大活动汇编成“实录”，将帝皇的指示讲话汇编成“圣训”。在清政府，就设有起居注馆、方略馆、国史馆、律例馆、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等等名目繁多的史馆，养了大帮的文人，编史修志，从事档案编研工作。在地方上，就是编地方志，通过编志，收集、开发和保存历史档案。作为个人，也不例外。各个时期的名人，主要通过编辑文集的方式，保存个人档案。例如包拯的《包孝肃奏议集》实际就是他在任期间的重要档案汇编。由于这些由档案转化而来的历史图书，是历史的记录，浓缩了历史档案的精华，比什么文献都要珍贵和重要，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它们视为至宝，具有无上至尊的地位。从汉代的石渠阁、兰台、东观、到唐宋的秘阁，直至明清的皇史宬，无不都是皇家收藏这些历史图书的去处。如现存的皇史宬是众所公认的皇家档案库（馆），从建造完成到辛亥革命，整个明清两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存放历任皇帝的《实录》和《圣训》（明称《宝训》）,明清的《实录》与《圣训》至今保存完好。翻阅《实录》与《圣训》，人们不难发现，实际它就是历史档案汇编，90%以上的内容来自于历史档案，同时编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历史档案原有内容信息。由此可见，在古代帝皇的心目中，档案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其一生的档案记录都已浓缩在《实录》《圣训》里了，所以，他们希望后人了解自己的历史，不用再去查档，只要阅读《实录》《圣训》就可以了。用石室金匮来保存它们，其目的也是要长期保存的意思。

我国古代一直保留了编史修志的文化传统，从唐代开始，开设史馆，宋元明清长盛不衰。通过编修史书，一方面将历史档案开发转换为历史图书，实现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的“传宗接代”；另一方面，也为文化的传承、皇朝的巩固打下基础。

当史书修完，档案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我国古代档案很少流传下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印度、埃及、古巴比伦这三国早早断了文明的香火，而唯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的奥秘，不得不归功于档案。正是我国古人采用编史修志的方式来延续档案的生命，维系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采用编史修志的方式延续档案的生命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也是我国古代档案管理思想的精髓所在。

原始性并非就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我国现代的档案学理论及其各种价值观大都来自于西方，对档案原始性的推崇，主要是受西方档案学理论及思想的影响。在古代，受书写载体、印刷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西方国家大都采用保存原件的方式，保持档案的生命。久而久之，原始形成的历史记录就是档案的观念就这么形成了。随着现代档案学的兴起，这种传统的西方档案价值观自然而然的融入到档案学中来，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中国古代对于档案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深刻全面得多。

档案在形成初期，其凭证价值占了绝对重要的地位，所以，保证档案的原始性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我国古代，在文件的形成阶段，就特别重视档案的原始性，采用印信、签字、画押、按手印等各种方式，来保证档案文件的原始性，保证档案的凭证价值，使其在利用时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抵赖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现实凭证价值逐步减弱，档案的历史研究价值则不断增强。作为历史研究来讲，档案的原始性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档案内容记载的信息。所以，历史研究利用档案主要是摘抄其中的内容信息，而不是印信、签字等各种附加信息。

档案的这种历史研究的利用，至今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国古人，对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从形成开始，就采用了复制方式加以保存，并不注重档案的原始形态。清代一直采用抄录存档的方式，保存重要档案。正是由于对于档案凭证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区分，我国古代，就采用编史修志的方式，有效地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内容信息转换到史书上来，既延续了这部分档案的生命，又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档案原件的保存成本。如果我们不受“原始性”框框的束缚，回归到档案就是“历史记录”这个原点上来，回望我国的历史档案，就会惊奇的发现，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满目皆是，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把档案的原始性看作档案的唯一本质属性，这是被西方档案学思想误导的结果。档案之所以需要长期保存，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其内容信息的历史研究。要保持档案内容信息的长期可读和有效，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我国古代采用编书的方式，就是其中的一种。现在，我们的档案管理，要保证档案的长治久安，始终是围绕载体做文章，认为只有保存载体原件的永久，才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使命，这条路是否绝对正确？尤其对于现代网络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各种新型档案，保存“原始性”已成为一种伪命题，在此，我们是否该吸取我国古人的治档精华呢？

（作者/韩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