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灵州，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禹贡》所载古雍州地，魏太武帝时，“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大业三年（607年），改灵武郡，武德元年（618年），又改为灵州，武德七年（624年），改为都督府。唐代称灵州或为灵武郡，领县六，隶属唐关内道。灵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行政隶属，历经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在唐代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1.唐代西北的战略支撑点

灵州在长安西北，史载：“灵州在京师西北千二百五十里”，自隋末以来多次防御突厥等少数民族入侵。按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灵州之北为突厥，西南为吐谷浑、吐蕃，东北为铁勒各部。在唐初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下，唐所控制之西域与本土呈“哑铃状”，唐本土与西域连接通道狭窄，沿灵州向西经过凉州、甘州、肃州、沙州到达西域，其战略态势为突厥和吐蕃所夹击，并多次与唐发生战争。灵州是拱卫京师的北大门，灵州与鄯州、凉州呈三足之势，是唐防御突厥、吐蕃以及连接西域的战略要道和战略支撑点。若以灵州为大本营，向北则可作为对突厥作战的桥头堡，向西则成为支援凉州方向战事乃至保卫河西走廊东段安全的关口之一，向西南与鄯州遥相呼应，应对吐谷浑、吐蕃对内地的威胁，向东北则支援对铁勒诸部战事。可以说，在京师西北方向，灵州为四战之地，其或为主要战略进攻防御方向，或为重要的作战策应和保障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灵州分别领回乐、灵武、怀远、温池、保静、鸣沙六县，其治下地形地貌较为复杂，黄河自灵州穿行而过，又有贺兰山在保静县西。可见，此一河一山不仅保障灵州百姓生活安定，也是安定边防的有利条件，越过此处关隘向南，便为关中腹地，此地形焉能不为唐所牢牢控制！

在灵州东北则为鸣沙县。鸣沙县西靠黄河，因“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与余沙，故号鸣沙”，因此，灵州亦有沙漠地貌，不易于人马通行，亦是边防之便利条件。

灵州地理位置在主观上（或者宏观上）是四战之地，在客观上（或者微观上）具备了一个战略要塞的条件，可以说，攻可驱敌及千里之远，守则御敌于国门之外。故而，无论从达成一定的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出发，还是处于当时国家安全的国防建设出发，灵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都起到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2.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的集汇地

上文可见，灵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周边少数民族众多。这种情况在当时意味着强大的唐中央集权和分散的少数民族部落的冲突不可避免。虽然少数民族存在突厥和吐蕃这样的强大势力，突厥、吐蕃先后为唐在东亚大陆上的主要对手，但总体上保持了一种战略上的平衡状态，即无法彻底消灭对方，而如铁勒各部、吐谷浑等相对较小的部落居于唐、突厥、吐蕃三方强大势力的夹缝中，虽有短暂和平，但终不免归于或臣服强者或被消灭的命运。

灵州在民族融合方面的历史贡献可以两事说明，其一为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幸灵州，铁勒部内附；其二为吐谷浑迁徙入灵州，其中以太宗幸灵州最为著名。

太宗幸灵州成行于贞观二十年。而早在贞观十六（642年），铁勒夷男部遣使通婚，太宗发诏欲与夷男会于灵州，后因夷男虽欲亲聘，但因“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遂后期”，太宗欲幸灵州而未果。此次政治婚姻也因为夷男聘礼远道而来耗损过半，被认为是轻视中国，故而最终太宗下诏绝其婚。

唐太宗幸灵州之后，契苾、回纥等部相继内迁。贞观二十一年，唐分置各部为六府七州。此为民族大融合之盛况，灵州以战备而震慑北荒，却因少数民族内附形成的民族融合而使边防更加稳固，进而凸显出灵州地位之重要。

关于吐谷浑迁徙入灵州一事亦可证明灵州在民族融合方面的历史贡献。显庆三年（658年），吐谷浑与吐蕃相互攻伐，后吐蕃大军攻占吐谷浑，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引吐谷浑残部避于凉州，唐以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讨伐吐蕃，护送吐谷浑部回故地。唐军至大非川因郭待封不服从薛仁贵调遣，未能屯辎重于大非岭上，反而跟进，遇吐蕃主力而丢失辎重，后勤补给断绝，唐军大败，而薛仁贵等三人免死除名，吐谷浑故地尽没于吐蕃。此后咸亨三年（672年），“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

铁勒部和吐谷浑的内迁至灵州，正是灵州周边政治环境复杂的体现，亦是战争的产物。少数民族的内迁与汉民族融合，既有利于人民安定生活，又巩固了边防，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3.不断变更的战略职能

灵州作为军事重镇，其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式服从和服务于唐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背景。灵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唐西北部边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因国家战略需要，其战略作用也发生不同的转变。

自隋代开始，灵州就已经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攻防的战略要地。《隋书·突厥传》多次记载杨素、杨秀等自灵州出击讨伐雍虞闾。据《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隋末至贞观初年，突厥颉利与唐军多次在灵州作战，唐基本上处于守势，直至贞观三年，唐开始对突厥采取攻势。随着唐军对突厥作战逐渐深入突厥境内，唐在灵州、凉州、甘州一线有了一定的战略纵深，灵州也由作战前线逐渐演变成战役发起地，逐渐发挥起屯兵、驻防、稳定边防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的作战据点。

唐太宗时代，灵州更多是作为唐主动进攻的战略前沿，也是保障河西走廊乃至经营西域的战略前沿。

灵州在唐初作为与突厥作战的一线，每每抵御突厥入侵，其作战任务是击退敌人保障京师西北安全，而不能擅自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追击或者向西、向东北支援作战，唐反击突厥的成功使得灵州的战略作用变得灵活起来，其作用模式多样化，无论是向西保障河西走廊、向西南支援与吐蕃作战，还是向北对突厥以及支援东北方，真正起到了“四战之地”的枢纽作用。

大非川之战后灵州战略职能再度转变。灵州主要作战目标本为突厥，然而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故地尽没于吐蕃，唐与吐蕃的战略平衡态势被打破，凉州、鄯州一线直接为吐蕃兵锋所指，从此严重威胁着唐西域以及内地的安全，高宗上元三年（675年），随着吐蕃势力膨胀，唐西域自顾不暇，安西四镇多次易手，虽于玄宗时恢复唐初之态势，但肃宗后，灵州逐渐成为唐抗击吐蕃入侵的前沿，《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大历、永泰年间吐蕃多次寇灵州，灵州又成为抗击吐蕃的一线，其势与唐初突厥相似，但威胁远大于突厥。

4.唐肃宗中兴的主力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局面，国内稳定。在西北军事上，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势头，挽回了高宗以来灵州、凉州以西战局的颓势。开元中，灵州治下疆域扩大，开元九年（721年），唐“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朔方节度使治所设在灵州，天宝元年（742年）“统御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由此可见，朔方节度使治下地域辽阔，远超过灵州范围，而延伸扩展至灵州东北部的关内道大部，河西节度使阻断突厥和吐蕃，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互为犄角抵御突厥。

朔方节度使治下主要任务是抵御突厥，但并不受此局限。唐中后期，朔方不仅在军事边防上，而且在安史之乱等政治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典型的就是肃宗即位灵州和朔方军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中，朔方军作为平叛的主力军，给叛军造成巨大威胁，后因玄宗用人失误致潼关失守，导致朔方军前期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朝。

马嵬坡之变后，太子李亨自奉天北上，“通夜驰三百里”，所存之众不过数百，最终仓皇逃至平凉，朔方留后杜鸿渐等人迎太子亨至灵武。此处史料记载很详细，但令人生疑。太子亨于马嵬之变后为众人所劝，本意速至朔方，徐图大举，然而仓皇逃至平凉却滞留数日后，方由朔方留后杜鸿渐等人亲迎至灵武，后即位于灵武城南楼，此处前后不一之行为何解？或是逢乱世，人心叵测，太子恐朔方叛乱献己与安禄山；或此处曲笔，避讳肃宗即位于灵州早有图谋而非偶然。笔者倾向于后者。然而不论此处是否疑问成立，太子亨前往灵武更凸显出朔方在此时对于全局的战略地位。

朔方军为肃宗“中兴”之主力，唐人刘轲评价为：“自燕盗以来，惟朔方多军功，内以遏不轨，外以拓胡虏。故朔方之於朝廷，虽手足之捍头目，不足过也。”朔方平叛之功乃唐初以来军事积累之体现。

如果说灵州在唐前期的战略地位体现在和少数民族的对外战争，那么，在唐中后期则体现于内部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安史之乱中，西部边镇精锐皆东讨叛军，吐蕃步步紧逼，开元以来收复之失地又逐步丧失，至唐后期，不仅西域丢失，陇右、河西皆丧于吐蕃，京师西北仅存朔方治下灵州支撑，边事之坏，隋末以来不曾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