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日，群山环抱的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枫树坪，秋收起义部队剩下的千余名战士，正在听一个头上蓄着长发、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的高个子领导讲话：“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讲话的高个子领导就是1927年八七会议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22年后的同一天，毛泽东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相继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加上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分散，会攻长沙只好放弃。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不走俄国十月革命攻打中心城市的道路，起义部队又该往哪里去呢？中国革命又该走哪条道路呢？ 向南转向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的途中，起义部队没有给养，缺少弹药，思想比较混乱，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前委”决定对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一是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二是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三是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于是，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向井冈山进发，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路。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薄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开往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一度被打散的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4日，部队攻占遂川县城，战士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下乡帮助农民打土豪，但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老百姓谈话，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从而发展成为以后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34岁。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针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11月和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新路作了初步的说明。毛泽东在著作中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同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重点直指由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
井冈山茅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930年12月30日，细雨浓雾，当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十八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在狭窄山路遭到红军猛击，战斗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6点，歼敌1万人，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当前方胜利消息传来时，兴奋的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之后，中央苏区红军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风景这边独好”。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毛泽东逐渐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临时中央捧为“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机械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于被动。1934年4月28日，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18天的广昌战斗，红军伤亡高达5000余人，中央苏区越来越小，红军陷入困境。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后，国民党在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布下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湘江之战成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经过五昼夜苦战，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但代价惨重，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在撤往湘南的路上，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余部100余人抢渡牯子江时，遭到反动民团伏击，被击中腹部。红军且战且走，在道县银坑寨洪都庙，红军子弹打光了，陈树湘伤重被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毫不动摇，拒医绝食。1934年12月18日上午8时许，反动民团抬着陈树湘行至将军塘村时，他乘敌不备，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大叫一声，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践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次失利，几乎陷入绝境，红军将士盼望毛泽东重新掌舵。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一年后，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