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西倚贺兰，东临黄河。从水洞沟的旧石器遗存，到北典农城的汉代屯垦；从多元文明的深度交融，到边塞重镇的军政沿革；从现代城市的拓荒奠基，到“塞上湖城”的水韵新姿——这座古城始终依偎于黄河之畔，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源起：从水洞沟到北典农城

早在三四万年前，银川这片土地已燃起人类文明的星火。灵武水洞沟遗址，便是那段遥远岁月留下的实证——先民们打制石器、生火狩猎，过着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到了商周时期，北狄、西戎、匈奴等部族在此逐水草而居。秦统一六国后，这片区域被正式纳入秦朝疆域，归北地郡管辖。 但银川真正建城的历史，要从西汉说起。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朝廷为屯田垦殖、兴修水利，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建起了北典农城。城中安置了从河南吕城迁来的移民，他们把这里叫“吕城”，而周边的游牧民族则称它为“饮汗城”。这座城的出现，意义非同寻常——它意味着银川不再仅仅是先民们临时歇脚的营地，也不再是游牧民族随季节迁徙的草场，而是一座有规划、有管理、有人长期定居的城邑。正是从北典农城开始，银川的城市故事，才算真正落了笔。

水洞沟遗址

融合：从丽子园到兴庆府

银川的地理格局，看似寻常，却暗藏深意。如果你摊开地图细看，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偏居一隅，而是稳稳坐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腹地。这种格局，其实早在唐朝已埋下伏笔。故事要从魏晋南北朝说起。那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羌、匈奴、鲜卑等部族相继进入这片水草丰美之地，银川平原成了多民族你来我往的大舞台。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后，于413年将饮汗城改建为自己的行宫和花园，取了个雅致的名字——“丽子园”。后来政权更迭，北周在这里设立了怀远郡、怀远县。唐仪凤二年（677年），黄河发大水，怀远县城被冲毁。第二年，人们在旧城西边（今银川市兴庆区）重建新城，这一迁一建，便奠定了银川城市发展的地理基础。到了北宋，党项族悄然崛起。李继迁占据银川平原，其子李德明在怀远镇筑城定都，改名为“兴州”。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后改称中兴府）。原本只是边陲小镇的兴庆府，一夜之间成了西夏的政治心脏和文化中心。在这段风云际会的岁月里，汉、突厥、党项等民族在此共处交融，农耕与游牧文明深度交织，共同塑造了银川包容并蓄的城市基因。

戍守：从宁夏镇到宁夏府

蒙古灭西夏后，并没有让这片土地沉寂太久。元中统二年（1261年），在此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治所设在中兴府。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改设为“宁夏府路”。从此，“宁夏”这个名字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意为“夏地安宁”，寄寓着统治者对这片土地和平安定的期许。到了明代，宁夏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它被列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军事防御体系空前强化。进入清代，朝廷改置宁夏府，不再单纯强调军事防御，而是军政并重，行政建制日趋完善。这座城从烽火连天的边关，逐渐演变为西北边陲一个既有防御功能、又能承载日常治理的区域枢纽。从“夏地安宁”的命名，到九边重镇的铁马金戈，再到清代府治的平稳运转，宁夏这个名字连同这片土地，在历史的风烟中，始终扮演着西北边疆那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宁夏府城图（《乾隆宁夏府志》）

定型：从省会到首府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银川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几番调整。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银川被确立为省会，城市功能也随之从单纯的军事边镇，逐步向区域性的行政中心集聚。1947年，一个更具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银川市”正式设立，意味着这座千年古城首次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身份。新中国成立后，银川的城市定位伴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几经变迁。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成为甘肃省银川专区所在地。随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被赋予新的使命——成为自治区首府。从建省之初的省会，到正式设市，再到成为首府，银川在半个多世纪里，一步步完成了从传统古城向现代都市的身份转换，从此迈进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新生：从千年古韵到塞上湖城

今日的银川，不仅以“塞上湖城”闻名遐迩，更以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的身份走向世界。走在这座城市里，仿佛能听见历史在对话。贺兰山深处的岩画，是远古先民留下的神秘密码；气势恢宏的西夏陵，尘封着一个王朝的背影；老城墙上的斑驳印记，诉说着风雨沧桑的往事；而转角遇见的现代街区，已是人来人往、烟火正浓。多元文化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古与今，静与动，交相辉映。

  “国际湿地城市”证书

银川的城市记忆，不在尘封的史册里，也不在醒目的地标上——它流淌在奔流不息的黄河中，屹立在巍峨连绵的贺兰山上，更浸润在每一个银川人的寻常日子里。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北典农城”，到今天的“塞上湖城”，变的是城市面貌，不变的是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城市特质。这份深厚的历史积淀，正化作建设“大美银川”的蓬勃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这座城市的崭新篇章。

作者：杨  佳

初审：邱卫华

终审：王华麟